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也曾給中華民族帶來千年憂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也是一部治國史?！秉S河兒女在同黃河水患斗爭的過程中，表現(xiàn)出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積累了大量寶貴的治黃智慧，形成了特色鮮明的生態(tài)保護理念，為人類治理與保護江河提供了鮮活的現(xiàn)實借鑒。

河清海晏的仁政理想。黃河流經(jīng)土質(zhì)松軟的黃土高原，沿途有渭水、汾水、洛水等河流相匯，自河南孟津向東進入華北平原后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宋元以降更是“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給沿河百姓造成深重的災難。因此，治理黃河是歷代治國興邦的重要政務，黃河安瀾是中華民族的千年夢想。在傳說中的堯舜時代，“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面對洪水泛濫給人們生存生活造成的嚴重威脅，堯起先派出鯀去治水，采用“壅防百川，墮高堙庳”的傳統(tǒng)方法治水，結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憂心民生的堯帝只好又“舉舜而敷治焉”，舜采取分類施策的舉措。一是“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慝”，二是讓“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取得了“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的豐功偉績。大禹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基礎上改造自然，取得了治水的成功，既滿足了老百姓的熱切期盼，又鞏固了堯舜政權的統(tǒng)治地位，同時也為其子啟在河洛地區(qū)建立夏王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無論是大禹治水的史前傳說，還是唐代詩人鄭錫詩中的“河清海晏，時和歲豐”，或是薛逢所說的“正當海晏河清日，便是修文偃武時”，都昭示著古代人民期盼天下太平的仁政理想。

敬天愛民的民本思想。夏、商、周時代，黃河下游河道密布，分支眾多，自然變遷，同歸渤海，史稱禹河，也即是戰(zhàn)國以前的古黃河。據(jù)《尚書·禹貢》記載，禹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與當時人們的生活生存有密切關系，如《詩經(jīng)》中既有“河水清且漣漪”（《魏風·伐檀》）的描述，又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小雅·白華》）的記載。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為了應對生活水源的逐漸枯竭，或者為了避開黃河水患的侵擾，商代都城在豫北地區(qū)的古黃河兩岸曾有過多次遷徙。據(jù)《史記·周本紀》記載，周幽王二年，涇水、洛水、渭水三川大震，黃河沿岸陰陽失衡、異象叢生，導致原塞水竭。周大夫伯陽甫認為，“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鑒于“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歷史教訓，發(fā)出了“周將亡矣”的預言與感慨，表現(xiàn)了敬天愛民的憂患意識。另據(jù)史料記載，宋代黃河下游“夏秋霖潦，百川眾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為改變“黃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的狀況，北宋朝廷“謹力役而重水患”，委派了專門治河的官吏，并下詔沿河各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為五等”，“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體現(xiàn)出生養(yǎng)萬物的民本思想。

除害興利的辯證思維。戰(zhàn)國時期，黃河下游的韓、趙、魏、齊、燕等諸侯國為圖國富民強，競相開展筑堤填淤、開發(fā)黃河之舉。《漢書·溝洫志》在述及賈讓的治河之策時有這樣的記載：“蓋堤防之作，近起戰(zhàn)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蔽簢d建引漳十二渠灌溉工程，開掘鴻溝運河，修筑黃河西岸的堤防。齊國位于黃河以東，地勢低平，除修筑距離大河25里的堤防外，還興建了汶水、漯水灌區(qū)以及濟淄運河工程。韓國為使秦國無暇東顧，遂行“疲秦”之計，命水工鄭國勸說秦國開鑿涇水以興修水利工程。秦王發(fā)現(xiàn)后怒而欲殺之，鄭國以“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shù)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為由辯解，成功地說服了秦王，最終興建成使“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的鄭國渠。隋煬帝楊廣前前后后用時六年修建而成的大運河，因耗費數(shù)百萬民力而為時人所詬病。但這條北到涿郡、南達余杭、西至洛陽的千里運河，卻給后人帶來莫大的便利，正印證了“在隋則害，在唐則利”的辯證思想。唐人皮日休在《汴河銘》中寫道：“夫垂后以德者，當時逸而后時美。垂后以功者，當時勞而后時利”，至于導致其利害的深層原因，則在于主政者的治理理念。所以，“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唐人“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其《汴河懷古》（其二）云：“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則以新穎通變的辯證思維，充分肯定了隋朝開鑿大運河之舉足以與大禹治水的功績相提并論。

因勢利導的治河理念。如何保護黃河、治理黃河、開發(fā)黃河、利用黃河，是古往今來治水功臣們一以貫之的共同思路，不同之處僅在于具體的治河理念各有千秋。上古大禹治水，因地制宜；始皇決通川防，夷去險阻；西漢大興水利，調(diào)兵墾田；劉徹坐鎮(zhèn)黃河，修筑宣防；賈讓治河三策，寬河行洪；王景絕水立門，修渠筑堤；曹魏實行屯田，溝通江淮；開皇生養(yǎng)萬物，利益兆人；元代賈魯治河，疏塞并舉；潘季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靳輔蕭規(guī)曹隨，維系黃河安流，都是古人治河的成功范例。而宋人李綱在《論都城積水第二疏》中提出的治水“六事”，即“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則生動地表現(xiàn)出古人深謀遠慮、追本溯源、因勢利導的生態(tài)保護理念。這種生態(tài)理念是古人留下的敬重生命、愛護環(huán)境、珍視資源的寶貴文化遺產(chǎn)，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推動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仍具有現(xiàn)實借鑒意義。

（作者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2020年0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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