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追敘與回響
———“‘五四’的反思與文化自覺”學術研討會綜述
會議以“五四”的反思與文化自覺為題，旨在通過對這一問題的討論，自覺推動當代文化的建設與思考，目的在于讓用力方向不同而各有建樹的諸位學者在相對寬松的范圍內進行自由交流與碰撞，為每一種立場與態(tài)度開放空間，從而抵達更具深度的認知與理解。經過學者們熱烈討論，最終在“五四”的內涵與意義、“五四”的精神文化遺產、“五四”的研究與闡釋，以及如何重新認識“五四”等議題上形成了較為集中的認識與看法。
“五四”內涵與意義。袁凱聲研究員首先援引雅斯貝爾斯的概念，認為“五四”可視為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的軸心時代。“五四”不僅集中地提出了中國社會、歷史、文化、政治和經濟等方面面臨的諸多問題，而且在此后近百年的歷史發(fā)展中“五四”提出的一些核心的理念和價值取向仍然在當代中國發(fā)生影響，而后來者在承接、超越，甚至顛覆“五四”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時，依然還是在圍繞著“五四”的精神探索和問題展開著。這一觀點得到了不少與會學者的認同。關愛和教授認為，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80年的發(fā)展歷史，從器物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文化革命是符合歷史梯度的一種升華，這個思想邏輯是符合后發(fā)現(xiàn)代化國家的思想歷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索層層深入，到“五四”時期真正進入到對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出現(xiàn)所謂反傳統(tǒng)的思想潮流。“五四”之后中國進入了文化轉化和重建的艱難歷史時期。經過90多年的轉化與重建，基本的雛形已經建立，逐漸走到了文化的自信和歷史的自信這樣一個節(jié)點，形成了當下的文化支撐和文化理念。關教授強調，不同時代對“五四”的清理與反思與其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息息相關，今天我們也不例外。十八大提出文化自信、自覺、自強的問題，其中涉及中國文化重建的兩個重要基礎是愛國主義與時代精神。沒有愛國主義，可能國家會缺乏應有的民族團結和凝聚力，沒有時代精神，可能會失去發(fā)展方向和發(fā)展目標。關教授的發(fā)言立足于中國文化自覺與文化重建，以歷史視野對“五四”的內涵與意義進行了梳理和把握。
有學者指出“五四”始終是近百年來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不同思想層面的源頭活水。這一觀點得到了與會學者的一致贊同，并引發(fā)了關于“五四”精神文化遺產的討論。孫先科教授認為，“五四”存在不同層面，一是主流話語中革命的、政治的、廣場的“五四”，核心話語是愛國主義；二是在不同時代根據自我闡釋需要而升華出來的“五四”敘事或者“五四”話語，這就是啟蒙的“五四”，其以個人主義和人的解放為核心；三是上世紀80-90年代“五四”反思熱潮之后出現(xiàn)的審美現(xiàn)代性的“五四”。孫教授以紅色經典《青春之歌》為例，通過分析“五四話語”在紅色經典中隱然可辨的諸多面向，認為已有的“五四話語”很難全面概念“五四”，研究者不能被已經形成“五四話語霸權”所籠罩，學術的姿態(tài)應該重新把“五四”歷史化，還原“五四”的“真實”。孫教授也提醒，就像一個有機體一樣，能否在“五四”現(xiàn)場里邊看到更鮮活的個案，它可能比我們已經觸摸到的東西還要豐富得多。孫教授的發(fā)言給了“五四”研究一個新的啟發(fā)，也為“五四”的敘事學分析如何應用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更豐富的思考空間。
曹書文教授以家族小說的研究經驗為例，指出“五四”知識分子對封建倫理的“孝”與“忠”的批判態(tài)度不同，而他們對家族的批判既是建設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政治需要，也是青年知識分子自身解放的個體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知識分子在批判傳統(tǒng)家族文化時，未能理清“家”在不同層面的文化內涵。在秩序與規(guī)范之外，“家”也蘊含了血緣情感與道德情懷以及無形的價值理想。盡管“五四”時期已經有人提出了救人比救國重要的命題，但未能引起時人的足夠重視，有可能在民族救亡的旗幟下形成對人的解放的遮蔽。有學者也指出曹教授提出的家/國、理性/情感、自我/群體的幾對矛盾，在“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身上均有鮮明體現(xiàn)，這些矛盾與問題至今仍纏繞著我們，在研究“五四”人物時，應注意對人物的思想和人格進行雙重分析。
劉進才教授從語言變革角度考察“五四”知識分子的文化擔當和責任意識。他認為，與“五四”本身相比，對“五四”時期知識人的分析與思考同樣重要。胡適對白話文的倡導、魯迅的“硬譯”、大眾語論爭、通俗語文運動等語言變革問題的持續(xù)討論，實際上承載了一代“五四”知識分子為了建構一個統(tǒng)一國音、統(tǒng)一語法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語言理想，這種對語言本身的清理與反思，深刻反映了“五四”知識分子的文化擔當和責任意識。
在“五四”研究日趨多元化的學術語境中，研究方法的細化深入一方面的確有助于我們跳出傳統(tǒng)主流敘事造成的困擾，另一方面卻又有可能陷入“化簡為繁”的誤區(qū)，因此“五四”的研究與闡釋也成為會議討論的另一個熱點。
孟慶澍教授指出，隨著學界對“五四”前史的熱烈討論，“五四”與近代的界限正在消退。他回顧了《甲寅》與《新青年》雜志的歷史淵源，通過分析章士釗在民初政論文言文變革方面做出的努力，指出章士釗實踐的文言文歐化與胡適倡導的白話文歐化，實質上采取了某種共通的知識策略，也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對現(xiàn)代西方文法的重視。他同時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除了以往討論較多的語言文學，實際還包括其他路徑的制度設計。孟教授對“五四”時期主流與邊緣刊物的細膩分析，有助于我們理解“五四”時代文學生態(tài)的復雜性。解志熙教授指出，“五四”前后的社會語境有較大的差別，例如章士釗等人在清末創(chuàng)辦《甲寅》雜志，主要面對的是政治問題，其共同思想基礎是政治問題的討論，這也造成了章士釗對文化持與胡適迥然不同的態(tài)度。他同時也指出，“五四”研究要注重具體的、豐富的個案研究，但不能因此而忽視歷史的大脈絡、主線索。
劉濤教授在“五四”的研究方法上與孟教授持相似的觀點，他強調應該重視從橫向的空間角度去研究“五四”思想的發(fā)散與傳播，比如考察“五四”事件的發(fā)生地北京與其他城市對“五四”的不同態(tài)度，以及“五四”在不同地域表現(xiàn)出的差異性影響。張先飛教授指出，“五四”研究容易陷入理論與概念的拘囿，因而對詞語和概念的厘清有助于問題的討論和深入，這也應納入“五四”反思的重要議題。袁凱聲研究員也指出，對歷史現(xiàn)象的把握與認識，應該的邏輯是從認識論到價值論，從貼近歷史到解釋歷史，在對歷史闡釋中，應對自我的認識與判斷保持必要的警惕?？偟膩碚f，這些觀點有助于更好地深化理解與闡釋“五四”。
對“五四”的重新認識不可能脫離每一時期討論的現(xiàn)實語境，因而如何重新認識“五四”也成為不同時代“五四”反思的討論熱點。解教授認為，“五四”是意識形態(tài)的革命，當中國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無法面對國際國內問題時，在現(xiàn)實危機下需要意識形態(tài)的革命，需要有新的意識形態(tài)的安排，當然也包括制度安排。“五四”運動節(jié)省了很多無謂的爭論，直接將焦點聚焦于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討論。“五四”有深刻的政治經濟背景，值得未來從經濟學角度進行更充分的認識，而目前我們對“五四”的認識仍然偏于簡單和抽象。張寶明教授也認同在各種文化盛宴爭相粉墨登場的今天，重提“五四”話題有其必要。他認為，文化自覺與自信是當今時代的主旋律，文化并非一切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五四”時期在某些問題的價值判斷上有比較極端的傾向。張教授的觀點觸及了“五四”反思的另一層面，也有學者以魯迅鐵屋子的比喻為例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一價值判斷的標準可能有策略上的考量。
楊萌芽教授認為陳三立等在“五四”以后仍堅持古典文學陣地的創(chuàng)作者多具有參加現(xiàn)實政治的經驗，從其思想構成上看，一定程度上說明新舊文學之間并非截然二分的關系。他強調的新舊文學伴生的觀點也是目前學界重新認識“五四”的一個重要議題，引起了不少與會專家的回應。袁凱聲研究員認為，新舊文人面對國家民族的命運思考的邏輯指向是共同的，即民族危亡與國家的復興。要重視文學描繪的“五四”經驗，因為在理性與知識之外，對個人經驗、情感的體悟與描述往往更能凸顯文學超越時代的敏感性和先導性。解教授指出，舊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如何呼應值得關注，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思考內發(fā)于文學本身的新舊交融的復雜現(xiàn)象。關教授也認為，對新舊文學作先驗的人為的區(qū)隔不符合文學研究的客觀規(guī)律，這就要求研究者即能把握歷史本身的復雜性，又能夠準確把握歷史過程中的大背景與主脈絡。
袁凱聲研究員在會議小結時指出，這次研討會雖然以激辯和激情的話語方式討論“五四”，實際上蘊含著嚴肅的態(tài)度。“五四”具有復雜的內涵指向，其復雜現(xiàn)象之間存在著相互聯(lián)系、相互交叉、相互影響，交織在一起，可以認為是屬于不同層面的“五四”。一是民族國家層面的“五四”。其產生于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存亡的危機與挑戰(zhàn)；二是啟蒙的“五四”，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奠定塑造了中國現(xiàn)代社會最基本的核心價值觀，并開出了近百年來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三是“五四”參與者的“五四”。不同的“五四記憶”影響甚至決定了他們對“五四”的理解；四是被闡釋的“五四”。在這個層面上，“五四”真正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的源頭活水。他提出“五四氣質”問題，認為“五四氣質”是由理想主義、擔當精神、開放寬容、創(chuàng)造激情和歷史缺憾等關鍵詞組成的。
在一個開放的世界里，中國的發(fā)展牽動著世界，世界的發(fā)展影響著中國。現(xiàn)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要解決新的問題。正如討論中關愛和教授所言，“五四”之所以成為說不完的“五四”，是因為“五四”的任務至今尚未完成。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我們的文化該怎么做？我們的夢想又該如何實現(xiàn)？“五四”不可能提供某種確定的答案，但卻有可能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不斷去追尋，去探問。
與會專家還在拓展對一些問題的研究上形成了共識?！吨性幕芯俊犯敝骶庨Z德亮研究員也明確表示，《中原文化研究》樂意為這一深入拓展的研究提供陣地。（孟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