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袁世凱的評價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有“定論”。單從胡思敬的《大盜竊國記》、陳伯達的《竊國大盜袁世凱》等書名，就不難看出上述作者對袁世凱的總體評價。

    近幾年，一些學者試圖突破傳統(tǒng)思維模式，從正面審視和評價袁世凱，并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和看法。這本是好事，只是時下對袁世凱等人的評價越來越高，似乎大有把過去的全部定論推翻之勢，這就不能不令人憂慮了。

    筆者認為，對袁世凱這樣復雜多變的歷史關鍵人物，應當還原到當時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條件下去分析，既要突破“好人一切都好，壞人一切都壞”的框框，也不能矯枉過正，更不能有意無意地替他擦洗污點。否則袁世凱重新評價問題就難免有為其翻案的嫌疑。

    告密：袁世凱是否是元兇

    關于“袁世凱告密問題”，學術界存在“肯定”和“否定”兩種截然不同的回答。美國哈佛大學孔祥吉在《蔡金臺密扎與袁世凱告密之真相》一文中，據(jù)思想保守且了解內幕的蔡金臺寫給李盛鐸的兩封信，結合其他檔案和文獻資料進行考釋后，還原了袁世凱通過榮祿向慈禧告密而引發(fā)戊戌政變的全過程。得出“袁世凱無疑是告密的元兇”這一結論。

    這其實是對國內傳統(tǒng)觀點的又一佐證。據(jù)中國史學會主編的《戊戌變法》記載，1898年9月18日，林旭將光緒皇帝的兩道密詔交給康有為后，康有為即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商議，決定派譚嗣同到袁世凱住處“說袁勤王，率死士數(shù)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于是，譚嗣同當天深夜帶著兩道密詔到法華寺見袁世凱，袁世凱對譚嗣同的請求滿口答應，信誓旦旦：“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辈幌朐绖P在9月20日一趕回天津就將維新派的計劃告訴榮祿。榮祿即刻進京向慈禧匯報。第二天清早，慈禧從頤和園趕到皇宮，立即囚禁光緒，臨朝親政，下令搜捕維新黨人。由于維新派和封建頑固勢力雙方力量過于懸殊，維新運動以失敗告終。

    雖然在袁世凱告密是否直接導致變法失敗這個問題上，學術界尚存分歧，但幾乎一致認為袁世凱告密是毋庸爭辯的史實。對這一點，即便袁世凱本人也不否認。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有學者根據(jù)檔案資料“準確地訂正出慈禧回宮的時間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從而使20日榮祿得袁世凱密報后'闖園告變’的舊說失去時間和空間的憑藉”。還有論者認為，“梁啟超在《譚嗣同傳》中說袁世凱告密，也是基于某種個人感情，并不可信”。

    戊戌變法失?。涸绖P是一個重要因素

    袁世凱與戊戌政變發(fā)生有無直接關系這一問題，由于研究視角的差異和對史料的不同解讀，學術界也一直存在明顯分歧。有論者認為，“戊戌政變的爆發(fā)非由袁世凱告密所致”，因為維新派的“密謀”不密，“即使袁世凱不去告發(fā)，慈禧也很快就會從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發(fā)制人的打擊。政變實屬必然?！币灿姓撜吒鶕?jù)袁世凱在戊戌政變十余年后刊發(fā)的《戊戌日記》中記載的細節(jié)，得出“戊戌政變的發(fā)生與袁世凱的告密沒有因果關系”，還有學者根據(jù)袁世凱親信張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個親信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的記述認為，袁世凱本無告密的念頭，只是初六(9月21日)晚聽到楊崇伊帶來太后“訓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牽連而不得已為之，顯然其告密在后，政變發(fā)生在前。甚至還有論者認為袁世凱告密一事是“誤解與誤會”。因光緒皇帝對維新黨人策劃的“圍園救后”計劃“的確不知情”，而維新黨人卻聲稱受光緒指使。光緒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為是袁世凱宿意構陷，捏造了這個給他帶來奇禍的密謀”。

    針對否定袁世凱告密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甚至否定袁世凱告密的新觀點，另一些學者立即做出回應，提出不少否定之否定的論據(jù)。如，孫永興《也談袁世凱功過——與祝曙光教授商榷》、睦傳厚《袁世凱功過譚概——與祝曙光先生商榷》等文章。他們認為，袁世凱《戊戌日記》的內容不能全信，并引用袁世凱給其家兄袁世勛的家信：“弟被迫辭窮，只得以實情相告。榮相立帶弟入頤和園面奏太后”等原話進行反證。

    袁世凱在維新運動后期思想存在某種變化的軌跡，因此不應單憑引用個別否定“告密案”的觀點，就得出袁世凱與變法運動失敗無因果關系。袁世凱確實參與過維新活動，且還向光緒帝上過書、給翁同龢上過說帖，力陳變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墒?，隨著革命形勢不斷變化，袁世凱的思想也在不斷動搖。在帝黨和后黨分別極力拉攏的過程中，他從自身利益出發(fā)權衡利弊，最終選擇掌握生殺大權的慈禧太后。僅從這一點看，不管袁世凱有沒有告密，他都是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接受“二十一條”：賣國的罪名無法洗清

    1915年1月，新任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時，將事先擬好的二十一條秘密條款面呈袁世凱，并承諾“總統(tǒng)如接受此種要求，日本人民將感覺友好，日本政府從此對袁世凱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凱感到日方胃口太大而無法接受，便以“本件應與外交總長會商”搪塞推托。事后立即召集會議商討對策，先后采取更換外交總長拖延談判時間、請日本顧問有賀長雄回國斡旋、密令馮國璋聯(lián)合19省將軍通電抵制等措施，但都收效甚微。最后以“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借口，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電，即除第五項中各條容日后協(xié)商外，所有條款“即行應諾”。

    以往的著述和歷史教科書多認為，日本無故向袁世凱提出橫蠻無理的要求，他本來完全可以拒絕接受，但為了在帝制問題上得到日本的支持，他不惜拿“二十一條”做交換的條件。然而，近年有論者認為：“所謂袁世凱為了當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結論，根本就不能成立?！辈⑶曳浅Ｍ楹屠斫庠绖P當時的處境，認為袁世凱在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下“不得不以和平手段與日本周旋”。

    在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與帝制的關系上。傳統(tǒng)觀點認為，袁世凱為早日實現(xiàn)當皇帝的愿景，在日本的威脅利誘下接受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然而，有的論者認為，“日置益既沒有在遞交'二十一條’之前窺破袁氏的帝制野心，也沒有在遞交'二十一條’之時以支持帝制相引誘”，從而得出袁世凱的這種對日讓步是“在痛苦的兩難選擇中做出的理性抉擇，與袁世凱的帝制野心無關”。還有學者從考據(jù)學的視角對袁世凱在“二十一條”說帖上所做的朱批一一進行分析，然后得出：“袁世凱對于日本的'二十一條’說帖總體上認為不能接受，并進行了相當?shù)牡挚?，他寄希望?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戰(zhàn)，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故袁世凱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滅，最終還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條’。” 從而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與稱帝之間沒有必然聯(lián)系。對上述觀點，一些學者站在堅持傳統(tǒng)觀點的立場上引經據(jù)典進行了相應的駁斥，在此不再贅述。

    筆者認為，且不論袁世凱是否存在以接受“二十一條”作為獲取日本支持這種動機，也不管其接受“二十一條”時是出于主動還是被動，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出賣國家民族利益，造成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卻是鐵的事實。僅從這一點看，袁世凱就逃脫不了與“二十一條”的干系。從這個意義上說，袁世凱賣國的罪名是任憑怎么洗也洗不掉的，只會越洗越黑。

    洪憲帝制：為做皇帝而不擇手段

    對于袁世凱稱帝，歷史上幾乎都是一邊罵倒。袁世凱稱帝是其一手造成的，是咎由自取。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洪憲乃自己造機”，“洪憲之舉，跡近兒戲，背叛民國，夫復何辭？”然而，仍有論者試圖尋找客觀理由為他開脫。他們認為，在當時盡管建立了共和國，可是專制主義意識形態(tài)并沒有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消除，在其前后心存帝王情結的人不在少數(shù)?！霸绖P把推翻滿清王朝視為新舊王朝的又一次更替并不奇怪”，并把袁世凱稱帝歸因于部分外國使節(jié)慫恿、袁克定等人蒙蔽等客觀因素上。說袁世凱“之所以稱帝并不完全出于他的個人主觀愿望，而是有現(xiàn)實基礎的”。甚至干脆說“袁世凱是被人撮弄著坐上皇帝的寶座的”。唐德剛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也說袁世凱并沒有想帝制自為，甚至說“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

    事實上，袁世凱就職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后，為實現(xiàn)其皇帝夢，就先后廢棄《臨時約法》、暗殺宋教仁、鎮(zhèn)壓“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條”等。尤其在制定《大總統(tǒng)選舉法》時，不僅規(guī)定大總統(tǒng)能夠連選連任，而且連繼承人也得由現(xiàn)任總統(tǒng)推薦，推薦辦法竟是用“嘉禾金簡”密藏于“金匱石室”，這與封建帝王的做法又有何明顯區(qū)別？對此，有學者敏銳地指出：“我們否定袁世凱，不僅是因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為了做皇帝而不擇手段?！?BR>
    將歷史的真實還諸歷史

    “袁世凱以軍旅起家，雖然沒有像眾多的仁人志士那樣高瞻遠矚，站在時代的最前列振臂高呼，腔灑熱血，但他在許多方面，順應了近代中國發(fā)展的趨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BR>
    然而，有的論者在肯定袁世凱某些歷史貢獻的同時，卻矯枉過正，片面夸大其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提出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無論是領導國民推翻晚清政府還是建設中華民國都“非袁莫屬”，甚至把他的功勞抬高到同時代的孫中山、黃興等人之上。他們認為袁世凱在執(zhí)政期間“推行的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反映了當時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總趨勢”；甚至說他“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不僅前無古人，而且大大超過當時一般舊官僚”。

    如此不知輕重地夸大歷史事實，不但不能起到正面作用，反而會給歷史真實的袁世凱帶來更加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對袁世凱這位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確有必要深入研究，并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綜合評價，讓更多的人對其有更加全面的認識。然而，對袁世凱這樣的政治人物并不值得做過多肯定甚至歌功頌德，而應客觀公正地將歷史的真實還給歷史。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簡介：唐金培，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